解，却因缺乏明确的田册佐证，往往难以服众，清丈工作屡屡陷入停滞。
更棘手的是西北土地类型繁杂，戈壁、沙漠、盐碱地与熟地交错分布，地力差异极大。
朝廷原定的“三等田征税”制度，在西北根本难以精准推行。
有些垦荒田看似连片，实则地下多石、缺水贫瘠，收成不及熟地三成；而有些熟地因战乱抛荒多年，地力衰退，需数年耕作方能恢复。
官吏丈量时，百姓对田等划分争议极大，贫苦流民怕定高田等加重赋税，多虚报地力；少数趁机占田的豪强，则暗中贿赂官吏，将劣田定低等、良田定中等，妄图逃税。
加之西北地域辽阔，山川阻隔，许多垦荒田地处偏远，官吏往返需数日，清丈效率极为低下，数月间仅完成西安府周边三县的田亩清册，其余府县仍深陷僵局。
更让朱高炽忧心的是军屯与民垦的地界之争。
西北边防军屯由来已久，部分卫所将领借战乱之机，擅自扩大军屯范围，侵占流民垦荒之地。
铁铉巡查兰州府时，竟见卫所士兵驱离垦荒流民，声称该片土地为军屯旧地，而流民手持官府发放的垦荒凭证，双方剑拔弩张。
那些卫所将领以“稳固边防”为由，拒不退让，甚至直言“军屯之事，地方无权干涉”，全然不将新政放在眼里。
如此一来，民垦田亩难以确权，百姓怨声载道，新政的根基都要被动摇。
除了土地问题，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隔阂，也让新法推行举步维艰。
陕甘两地是汉、回、羌、蒙古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习俗不同，生产生活方式迥异。汉族百姓多习农耕，对土地确权、赋税制度尚可理解；而部分回族、羌族部落，或半农半牧，或逐水草而居，对“土地私有”“按亩征税”的制度难以接受。
铁铉在河州府巡查时，羌族首领率部民请愿，言称其部落世代游牧，无固定田产，若按亩征税，便是断其生路。
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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