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7 / 21）

去，杨宪基站在“金丰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他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的，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科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冬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十一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

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见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的教区，也使伊万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

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儿地念着：“松、竹、斋！”

松竹